如今在旧书摊上已很难见到什么好东西，上海的文庙我在九十年代初去过一次，印象中是现在旧书摊里最让人怀念的地方，也许因为上海出版业比较发达，文化人多，散落出的旧书也就非同一般地方；北京的潘家园我也去过几次，还有琉璃厂，偶有好书，价格也让人咂舌；现在旧书摊上多的是过时的字典或教科书，这些东西因为印量大，也少有人收藏，所以今天较容易见到。常见这些教科书，我也曾有过收集的念头，但想想可以，一旦操作起来，又很不容易。今天做中国现代史研究的人，不知是否想过从民国初年的教科书中看看那时的时代精神或文化品质，如果从这些小地方入手，也许能真正了解过去。我也随手买下过一些过去的教科书，看得多了，确实也很有感慨。这类书过去多是商务和中华两家出的，我个人的趣味偏于收集商务版的，因为我觉得商务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所做出的贡献是很大的，她不单单是一个商业机构，更承担了开启民智的文化责能。我手边有一本商务版的小学初级课本，是《新时代三民主义教科书》的第八册。这本书的第十一课是“确定人民的自由权”，我以为编这课本的不是教书匠，而是有现代头脑的文化人。因为他们把这样的内容写进了小学生的课本：“仔细来说，人民应当有下列六种的完全自由权。一、集会自由人民要讨论一件事情，可以开会，只要不妨害治安，政府就不能干涉。二、结社自由人民要解决问题，研究学术等，有完全的自由权来组织团体，互相研讨。三、言论自由人民可以自由发表言论。四、出版自由人民可以自由出版刊物。五、居住自由人民可以自由居住。六、信仰自由人民信仰宗教，不受一切的干涉。”（该书第12页）看到这些内容，我就想，我们常常说开启民智，这不是一句简单的空话，而是有许多实实在在内容的，这些承诺最终落实得如何是一回事，而把它写进小学生的课本又是一回事。先让小学生知道世界上还有这些东西，再说我们把这些东西落实了多少。商务是一个出版机构，但更是一个现代文化的教育机构。我手边还有一本商务版的《新学制学校课程说明书》，其中说到：“课程标准起草委员会推定以后，各委员曾在北京开过一次谈话会，议决分头进行。由胡适在北京征集各方面意见，拟一草案；由袁希涛、黄炎培在江苏征集各方意见拟一草案；由经享颐在浙江征集各方意见拟一草案；由金曾澄在广东征集各方意见拟一草案。并且商定延聘专家，于十二月初在南京开第二次委员会。”（该书第21页）所请的专家也都是当时国内第一流的教育家，如舒新城、郭秉文、朱经农、黎锦晖、廖世承等，这些人都是具有现代思想的教育家，由他们来商定给小学生编课本，自然也就不一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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